闹剧从铃铛不响开始

　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校长，一个头脑精明的中年男老师，一个打扮漂亮的女老师，一个“愣头青”男老师，一个外柔内刚的妙龄少女，一个大字不识的铜匠，一个没头发也没文化的特派员，一个想支持中国农村教育的外国人，一头叫“得水”的驴。一起讲个笑话，你可别哭。
　　学校条件艰苦，报了一头拉水的驴做老师，吃空饷。上级调查，铜匠假扮，蒙混过关，三万工资，赞助者过来考证，假死，真结婚，婚礼闹剧，记处分，自杀。用更大的谎言来弥补原来的谎言，事情变得越来越难以收场。
　　一曼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呢？世俗说她放荡，她说她自己只想活得自在点。她只是太单纯，与世俗格格不入。她不愿受伦理道德束缚，不愿思考飘渺的未来，不想控制男人，也不想被男人控制。她不认为自己随心而为是一种错误，问特派员自己身上有什么污点，问铜匠凭什么惩罚自己。在她的眼里最重要的只有两样东西：美与性。她烫卷头发，自己做漂亮的旗袍，贴女明星的海报，喜欢摘花，即使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也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。甚至后来疯了，都不忘采花，捧着花溜进婚礼现场。同时，她不克制自己的欲望，想睡了就睡一觉，睡完了就没关系了。她不是一个传统妇女，不扭捏不做作，但也不遵循这个世界普遍认同的价值观。像吉卜赛女郎一样，热情似火却无人伦法则。她们之所以迷人，在于那种率性自然，但一旦她另有新欢，你又嫌她滥情下贱。你问我她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，我不能承认一个勾引有妇之夫的人好，也不忍责备一个扬起蒜皮说是雪花的人坏，我只能说张一曼像一个自由自在的精灵，不属于人间，只属于自然。
　　我其实有点想不通她为什么会疯掉，无非就是剪了头发，差点被凌辱，前者只是伤心，后者也只是惊吓，更何况她自己也说铜匠媳妇找上门这种情况多的是，她不应该这么脆弱。后来想想，羊脂球可以把从妓作为职业，但不接受把肉体出卖给侵略者；张一曼可以自己滥情放纵，但不允许被强迫侵犯。这不是别人的看法，而是自己心里的坎儿。她原本可以不死，她其实没有理由死，但还是选择了自杀，在把校服叠整齐以后。因为她是张一曼。
　　裴魁山对一曼表白，说喜欢她想跟她过一辈子，让她以后不要再那么随便。一曼拒绝了他，转过头就去“睡服”了铜匠，这让他无法接受。他觉得他看上的女人就应该守妇道，一心一意对他，如若不然，就是婊子。只从他的角度出发，而并不在乎对方是否有义务遵循。这种自以为是的感情容易由爱生恨，既然得不到，那就毁掉。曾经在他眼里那个单纯无比的姑娘，一转眼就变成了他口中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
　　驴得水就是吕得水，吕得水就是铜匠，所以骂驴得水是牲口就相当于骂铜匠是牲口，所以铜匠执意要将驴杀了吃肉，彷佛觉得那头叫“得水”的驴死了就能掩盖自己那些无知的被人瞧不起的过往。可以说是一曼给了铜匠性与美的启蒙，让他知道了女性曼妙的身材、漂亮的旗袍、卷卷的头发的美，让他知道世界上的女人除了剽悍还有温柔。他本能的选择了趋美避丑，把露水情缘当了真，以为自己喜欢上了一曼，所以当对方说出了绝情的话，他最先做的就是扔掉那缕卷发，并逼她剪掉所有卷发，他要亲手毁掉欺骗自己的美。铜匠虽然有了知识，但失去了那份淳朴，他在举办婚礼时冲着孙佳笑得开心。
　　“干大事就不拘小节”这句话在影片中出现了四次：校长偷看特派员的资料、为了照相默许一曼利用铜匠、特派员让校长在美国人面前配合演戏、孙佳被迫嫁给铜匠。究竟什么样的事才是“大事”，什么样的“大事”才要求人们放弃原则？
铁男天不怕地不怕，跟谁都横，差点儿挨枪子就马上软了。他意识到剪刀与枪的对决注定失败，自己丧失了斗志，甘当走狗。就像 《铁道飞虎》 里的范川，一次失败就从心底里认定无法战胜日本人，更没有继续战斗的勇气。我们不能指责他们对自己生命的珍视，更应敬佩那些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定。
　　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缺水，连吃完饭的碗都不能用水洗，只能擦干净；可以看出铜匠媳妇虽然凶悍，却是实打实地维护铜匠；可以看出特派员也不是那么坏事做尽，宁可自己被驴踢伤，都不开枪打死它们；可以看出这不是某个人的悲剧，而是整个时代和社会的悲剧。
　　一位校长，三位老师，怀揣着改变农民贪、愚、弱、私的梦想来到这个荒僻的小山村，但到底取得了什么成果呢？也许仅仅传授知识是不够的。
　　过去的只能让它过去，当无数彩色的弹力球从山坡上弹跳而下，孙佳和她懵懂的感情，和过往的一切都再无瓜葛，覆水难收。
　　一个头发花白，勤勉执教，总是扮演“老好人”的孙校长；一个头脑灵活，自私懦弱，遇事喜欢跑厕所的中年男老师；一个举止奔放，打扮时髦，追求性爱自由的女老师；一个容易冲动，为人仗义，看到枪却变成“软骨头”的青年男老师；一个外表柔弱，性格刚烈，接受新知识、新思想的妙龄少女；一个有了知识想努力逃离旧生活的铜匠；一个摆官架子，贪污腐败，却也有诸多无奈的特派员；一个觉得中国不可思议的美国慈善家；一个惨遭杀害的叫得水的驴。